1909年日本一队考察团，来到罗布泊西岸的楼兰遗址，经过数天发掘，橘瑞超在土墙的缝隙中，发现几张破损的纸团，经过修复和拼凑，他们可以确定，此作乃中国现存最早的纸本信件——《李柏文书》，约成书于东晋咸和三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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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专家研究，此作是前凉唯一有史书可证的文书遗迹，李柏乃前凉时西域长史，此帖是他写给焉耆王等几个国王的信件，一共分为3篇，第一篇是残纸真迹，另外2件，一个墨色浓润，残存9行字迹，另一个墨着枯涩，剩余12行字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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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3封信件写于同一日，可是呈现的风格却略有差异，第一幅跟第二幅的姿态平和，气脉温润，具有几分魏晋雅士的舒润精密之气，笔法方面，没有一味采用中锋和折笔，多用尖峰入纸，运笔中侧兼具，意态更加灵活畅达，格调颇为生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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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也不乏拙质感，尤其是第二幅颇为明显，字体敦厚苍劲，行笔略显波折，具有鲜明的篆隶之风，同时还有几分楷书意态，线条清健纵逸，具有几分曼妙姿态，揭露古代真实书法，仔细观察，它与王羲之《姨母帖》相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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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世常见的王羲之法帖，大多流逸俊美，少见浑穆古拙之风，然而日本所藏《丧乱帖》、《频有哀祸帖》等，却与国内不同，全卷沉雄跳宕、劲健流纵，与当时的时代特色相符，由此可见，王羲之书风不仅流逸俊秀，还有雄浑一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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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此作与《姨母帖》相似，因此日本学者认为“它和王羲之联系在一起考虑，更增加了其重要性，对于理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王羲之书法提供了参考”，至于第三幅，满纸“飞白”手法，字字张扬飞动、拙质苍劲，用笔十分老辣，跟《祭侄文稿》略微相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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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《李柏文书》被日本人带走，现藏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，很多学者研究后，认为东晋时期，书家普遍技艺高超，王羲之并不是“主流”，还说“兰亭序书法也就是那个年代的随手体，王羲之也没有多少高明之处，只不过名人拉动书名罢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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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去这一观点，很多学者依据《李柏文书》的特色，和书写时间，结合王羲之书法的风格和出生年月，以及笔法大成的时间，加以推算和猜测，对“南帖北碑”提出质疑，大众普遍认为，魏晋分为2派，隋唐才逐步融合，而此帖发掘于楼兰地区，早已呈现流逸之态，并非一味浑穆严肃，因此“南帖北碑”观念，当有偏颇之嫌，王羲之秀逸姿态，也并非他所独创，而是早就具备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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